新冠病毒传染疫情已经三年，从当初引起严重的新冠肺炎到现在绝大多数的上呼吸道感染，此新冠已非当年的彼新冠。不论是新冠肺炎还是新冠的上呼吸道感染，一个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就是新冠后遗症。

      关于新冠后遗症，北京青年报12月9日在凤凰网报道了钟南山院士如下表述：

    “钟南山表示，对比德尔塔毒株，奥密克戎毒株引发新冠后遗症风险显著降低，无症状感染者基本无新冠后遗症。

“一些新冠产生的症状会慢慢消失，我们不叫它后遗症。我目前还没看到特别明显的对器官引起长期功能不全的案例。”他说。

钟南山认为，关于后遗症的问题其实目前来看受到了一些社会心理的影响，但是从严格的临床意义来说，后遗症的问题还需要观察，要客观看待。”

笔者非常赞同钟院士的观点。从现代医学模式来看，疾病是受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任何疾病是否有后遗症，表现出什么样的后遗症，也当然受这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受生物因素的影响是客观的，大多数时候是不以我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由是主观的影响，特别受到我们的意志所商定，与我们对于疾病的认知与态度相关联。如果是一个科学与积极的态度，从生物医学层面来说，后遗症的即使有也是轻的。

其实很多疾病痊愈后所谓的后遗症，只由于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心理因素所决定。特别是身心疾病或心身疾病更是如此。新冠疫情从致死率高、重症多开始，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心理影响是严重的，即使如今病毒变异到毒性降低，致病特点有变化。但社会管理上未进行正名，仍然沿用当初的新冠肺炎的病名。这也会让人们的心中留存一些阴影。同时由于病毒的传染性变强，就难免会让一些人心生恐惧心理与焦虑情绪。

因此，有时并非是新冠疾病引起后遗症，而是由于新冠疫情及其防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影响，从而让人们产生一些负性心理，如果正好遇上新冠感染，不论症状轻重，可能就会附生出一些并发症来。真正的新冠后遗症，如同钟院士所说，“从严格的临床意义来说，后遗症的问题还需要观察，要客观看待。”

大疫三年，这个新冠感染者后遗症不只是个人层面上的，可能更是群体层面上的。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这种后遗症用次生灾害来形容可能更准确。特别是目前新冠疫情防控新政策下，从当初的全面防控变成精准防控，社会个人需要有更好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动顺从社会面的管理。个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强了，对于一个有着近三年顺从管理惯性的社会个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从依赖地方政府和社会管理，变成个人要主导自己的健康管理，应对传染性更强的新一波新冠疫情，可能很多普通人并未准备好。

因为一个能独立应对新冠疫情的新环境，需要社会个人有更强的健康保健知识，有应对大疫情的心理防御能力。而中国之大，人群的健康素养水平参差不齐，特别是社会心理知识与个人心理健康素养更处于一个急待提升的初始阶段。所以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与环境的改变本身可能就是产生次生灾害问题的一个方面。

当前，除了对于疫情的精准防控，可能社会面更要注意人群的社会心理服务的普及。仅仅靠个人主动寻求心理帮助将是灾难性的。因为人们通常的观念，有了心理问题，绝大多数人不会寻求社会心理机构的服务来解决，而应当靠我们社会管理的良好机制，主动提供社会心理服务。疫情防控精准化，疫情防控成本不能降低，应该将过去应对生物医学层面防控的成本转移到社会心理服务和心理健康服务上面来。这样，才可以有效地防止因为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所产生的新冠年遗症。

钟南山院士关于新冠后遗症中“关于后遗症的问题其实目前来看受到了一些社会心理的影响”的判断是重要的。这比我们心理专业人员的说法会更有影响力，更能让社会面的人群和社会管理者们所相信。

笔者认为，预防新冠后遗症，不仅要从新冠患者层面来考虑，更应当从大疫三年的社会面上来考虑。不仅仅只是考虑生物医学层面的后遗症，更要考虑社会心理层面上所产生的次生心理健康问题和社会心理问题。如果不重视这种社会心理因素与个人心理健康的后续影响，这三年的疫情灾难，将真正成为一个次生灾害的开始，而不是三年疫情的结束。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可能出现的事实，它将影响的可能是整整一代人，譬如现在的青少年儿童，三年大疫，对他们的影响将可能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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