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巴以冲突的历史图记

从2022年的俄乌大规模冲突到2023年的巴哈大规模冲突再到最近的以伊大规模冲突，对中国社会心理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些国际事件让大家看到了强国对于弱国的“侵略”行为，但同样的侵略行为，如果用中华传统文化来分析，有没有本质的差别呢？笔者尝试用“大善小恶” 与 “小善大恶”来做一社会心理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了凡四训》中提到：“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有益于人，则殴人，詈（lì音）人皆善也；有益于己，则敬人，礼人皆恶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又根心者真，袭迹者假；又无为而为者真，有为而为者假；皆当自考。” 

这段古文的意思是说：对他人有益的行为，就是善举；仅仅对自己有益的行为，就是恶行。如果行为的结果是对他人有益，那么即使是打人、骂人也都属于善的范畴；如果行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那么哪怕是对人恭敬、以礼相待也都是恶。所以说，人们做善事时，以利人为目的就是出于公心，出于公心的善才是真正的善；以利己为目的就是出于私心，出于私心的善就是虚假的善。再者，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善是真正的善，只是模仿善的行为表象是虚假的善；另外，无意而为、自然而然做出的善举是真正的善，带有功利目的刻意去做的善举是虚假的善。这些道理，每个人都应当自我反思、自我审视 。

这段话为我们理解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以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为例，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特别军事行动，有着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北约持续东扩，对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形成了严重挤压。从俄罗斯的角度看，其行动旨在消除乌克兰可能被西方利用，进而对自身安全产生致命威胁的隐患。俄罗斯在军事行动中，并非单纯地以侵略、占领为目的。在乌克兰东部，有大量俄罗斯族民众，俄罗斯在行动时也尽量减少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伤害，并且积极寻求通过谈判等外交途径解决争端。这种行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武力，造成了局部地区的动荡，看似是一种 “恶”，但从其深层动机和长远目标来看，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层面而言，是为了维持地区力量的相对平衡，防止西方势力无限制地扩张导致地缘政治格局严重失衡，这对俄罗斯乃至整个地区的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可视为一种 “大善小恶”。

反观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的行为，长期以来，以色列凭借自身强大的军事优势和美国的偏袒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区不断扩张。从巴勒斯坦人民的角度看，以色列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他们的生存权和领土权。在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如哈马斯的冲突中，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常常表现为高强度、无差别攻击。例如在加沙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和地面攻势，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和基础设施的严重损毁。以色列的这种行为，表面上看是为了应对来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威胁，保护本国国民安全，似乎是一种 “自卫” 行为，存在一定 “小善” 的表象。但从深层次和更广泛的视角分析，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长期侵占，不断压缩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政治、领土等利益诉求，是一种 “小善大恶”。

再从国际舆论和部分网民态度来看，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更多地遭受部分网民的诟病。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媒体在舆论宣传上占据主导地位，长期对俄罗斯进行抹黑、歪曲报道，误导了部分不明真相的网民。另一方面，一些网民缺乏对地缘政治的深入了解，仅仅从表面看到俄罗斯发起了军事行动，而没有深入探究背后复杂的历史经纬和安全困境。相比之下，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的恶行却鲜有人攻击，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它们对以色列的偏袒和支持，使得国际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以色列的行为有所纵容。同时，部分网民可能受到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或者对中东地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缺乏足够认识，没有看清以色列行为的本质。

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善恶的评判标准应用于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洞察这两场冲突背后各方行为的本质，也能让我们在看待国际事务时，避免被表面现象和片面的舆论所误导，更加理性、客观地做出判断。

俄乌冲突起源小资料（豆包搜索）

冲突起源的萌芽阶段（2008 年）

从更长远视角追溯，2008 年可视为俄乌冲突起源的萌芽节点。当年 4 月 3 日，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宣布欢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这一表态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次日，普京公开表明，俄罗斯将北约扩展到乌克兰的企图视为 “直接威胁” 。彼时，美国等西方国家持续推动北约东扩，不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缓冲空间。小布什时期，甚至计划在 2008 年让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虽因俄格战争使得该计划暂时搁置，但乌克兰就此埋下了 “北约梦” 的种子。美国等国此后还从多领域秘密渗透乌克兰，推动 “颜色革命”，意图替换亲俄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为后续冲突埋下了隐患。

冲突的初步爆发（2014 年）

2014 年是俄乌冲突正式拉开序幕的关键年份。这一年，乌克兰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2013 年底，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引发大规模抗议，即 “广场革命”。2014 年 2 月，亚努科维奇被议会罢免，亲西方政府上台。俄罗斯认为乌克兰政权更迭是西方支持的 “政变” 。同年 3 月，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俄罗斯迅速出兵占领克里米亚，并举行公投，随后正式吞并克里米亚。受此影响，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统称顿巴斯地区）的亲俄武装分子宣布独立，成立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和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乌克兰政府军与民间武装在顿巴斯地区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为解决冲突，2014 年 9 月 5 日，乌克兰政府代表和乌东部民间武装代表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停火协议；2015 年 2 月 12 日，新明斯克协议签署。然而，这些协议后续并未得到有效执行，小规模交火事件持续不断。

冲突的全面升级（2022 年）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发起 “特别军事行动”，俄军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发动全面进攻，俄乌冲突由此升级为全面战争。俄罗斯方面宣称该行动旨在保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共和国、保护遭受基辅政权欺凌和种族灭绝的人，并使得乌克兰 “非军事化” 和 “去纳粹化”。从 2022 年开始，这场冲突成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对地区安全、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剧烈冲击，并深刻影响全球。

巴以冲突起源小资料（豆包搜索）

冲突根源的初步埋下（19 世纪末 - 20 世纪初）

19 世纪末，欧洲兴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时犹太人在欧洲多地遭受歧视与迫害，他们渴望回归到《圣经》中上帝赐予的 “应许之地” 巴勒斯坦，重建属于自己的国家。这一时期，大量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1897 年，西奥多・赫茨尔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通过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来解决犹太民族问题的目标，这一行动进一步

推动了犹移民潮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地区早有阿拉伯人世代居住，犹太人的大规模涌入，让阿拉伯人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认为自身的土地和权益受到侵犯，双方在土地、资源等方面的矛盾开始初步显现，民族对立情绪也逐渐滋生，为后续的巴以冲突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冲突矛盾的逐步激化（一战期间 - 1947 年）

1917 年，英国为了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力，对抗奥斯曼帝国，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公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 “民族家园” 。这一宣言极大地鼓励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加速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进程，使得巴以之间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加剧。此后，随着犹太移民数量不断增多，双方在土地、水源等资源分配上的矛盾日益尖锐，小规模冲突频繁发生。1920 年，国际联盟委托英国对巴勒斯坦进行委任统治，英国在统治期间，对犹太移民和阿拉伯人采取了不同政策，时而偏袒犹太人，时而又安抚阿拉伯人，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使得巴以双方的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到了 1947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第 181 号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由联合国管理。该决议对土地的划分让阿拉伯国家强烈不满，因为当时阿拉伯人占巴勒斯坦人口的 2/3 强，却只得到 43% 的贫瘠土地；而犹太国人口仅占 1/3，却获得了 57% 的沿海肥沃土地。这一决议成为了巴以冲突进一步激化的重要导火索 。

冲突的全面爆发（1948 年）

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根据联合国分治决议宣布建国。次日，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以色列在战争初期虽处于劣势，但利用停火间隙扩充军备、招募士兵，最终扭转战局。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 4/5 的土地，约 2 万多平方公里，比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的面积多了 6700 多平方公里，这导致大量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从此，巴以之间陷入了长期的战争与冲突状态，围绕领土、民族、宗教等核心问题的矛盾不断激化，冲突形式也愈发多样，从军事冲突到政治对抗、经济封锁，再到社会层面的对立，严重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最新一轮巴以冲突的起因

新一轮巴以冲突指的是 2023 年 10 月爆发的这一轮大规模冲突，它的起因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具体如下：

巴以之间长期存在领土争端与政治分歧。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等地不断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严重压缩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据相关数据，截至 2023 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已建立了超过 130 个官方定居点，另有大量非法前哨，使得巴勒斯坦人被碎片化分割，难以形成连贯的自治区域。在东耶路撒冷，以色列也通过一系列政策，试图强化对该地区的控制，这极大地违背了巴勒斯坦人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的诉求，双方矛盾不断积累，为冲突爆发埋下隐患 。

宗教因素激化矛盾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宗教信仰在巴以冲突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阿克萨清真寺所在的圣殿山地区，对于穆斯林而言，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大圣地；而对于犹太人来说，这里是古代犹太圣殿的遗址，同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宗教意义。2023 年，以色列极右翼政府上台后，部分官员频繁访问圣殿山，其行为被巴勒斯坦人视为对伊斯兰教圣地的严重侵犯，加剧了双方基于宗教情感的对立情绪，成为冲突爆发的重要诱因 。

以色列极端右翼政府政策推动

2022 年 12 月内塔尼亚胡组建的新一届以色列政府，被称为以色列历史上最极端右翼的政府。极右翼人士和宗教狂热分子充斥内阁，各类极端主义思想在这届政府中被国家化和合法化。他们将以前遮遮掩掩的占领行为 “透明化” 为国家行为，推动包括强迫耶路撒冷及其圣地再次 “圣化” 或者 “犹太化”、完成对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西岸）以及加沙地带的占领等政策，完全拒绝以 “两国方案” 为基础的和平进程，这使得巴以之间本就脆弱的和平关系进一步恶化，直接促使哈马斯在 2023 年 10 月发起 “阿克萨洪水行动” 。

巴勒斯坦内部政治生态变化

巴勒斯坦内部政治长期存在分裂，法塔赫与哈马斯两大政治派别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外部压力不断增大，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与以色列的谈判中又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的背景下，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支持率有所上升。哈马斯一直秉持对以色列强硬抵抗的立场，面对以色列长期压迫和侵犯巴勒斯坦权益的行为，哈马斯认为有必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尊严和信心，这也是本轮冲突爆发的内部因素之一 。

地区与国际局势变化影响

在地区层面，随着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如《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巴勒斯坦问题在地区事务中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巴勒斯坦人感到被孤立，其和平解决巴以冲突的希望愈发渺茫。在国际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不断加强，特朗普时期更是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这种偏袒以色列的行为，让巴勒斯坦人感到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的公正性缺失，加剧了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及美国的不满，促使其采取更为激进的反抗行动，从而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冲突 。

以伊冲突与巴以冲突有关联吗？

以伊冲突与巴以冲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中东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

从历史根源来看，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对外政策中反以色彩浓重，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运动视为自身国际道义责任与地区战略的重要部分。彼时起，伊朗就开始为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提供包括资金、武器以及军事训练等多方面援助。在巴以冲突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下，伊朗这种持续的支持使得其与以色列的矛盾逐渐加深，为以伊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政治与战略层面，伊朗将以色列视为地区霸权的代表，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扩张行为，包括不断修建犹太人定居点、对巴勒斯坦人的打压，都与伊朗所倡导的地区公平正义相悖。伊朗试图通过支持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如哈马斯，来制衡以色列在中东的影响力，进而提升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而以色列则将伊朗视为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特别是伊朗支持的这些抵抗组织对以色列构成了直接军事威胁。例如，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发动的火箭弹袭击，背后有伊朗在技术和物资上的支持，这引发以色列对伊朗采取一系列军事威慑与打击行动，像以色列多次空袭叙利亚境内被认为与伊朗相关的目标，防止伊朗军事力量借叙利亚进一步渗透威胁以色列安全，这直接导致了以伊冲突的升级，也使得巴以冲突因外部力量介入变得更为复杂。

宗教因素也是两者关联的重要纽带。耶路撒冷对犹太教、伊斯兰教都意义非凡，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控制以及在圣殿山等宗教圣地的相关政策，严重伤害了包括伊朗在内的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情感。伊朗出于宗教使命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捍卫在耶路撒冷的宗教权益，这无疑加剧了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基于宗教矛盾的对立，进而推动了以伊冲突与巴以冲突在宗教层面的联动。

在 2023 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这种关联愈发凸显。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国际社会反应强烈，伊朗国内民众与政府对以色列的愤怒情绪也急剧上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报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这使得以伊冲突从之前相对隐蔽的对抗走向公开化、激烈化。同时，以色列加大对与伊朗相关的组织和目标打击力度，将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与伊朗有关联且支持巴勒斯坦抵抗的组织都视为打击对象，导致巴以冲突的外溢范围扩大，与以伊冲突紧密交织，使中东地区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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