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起源极早，其语义演变可分为几个关键阶段，最早的文献可追溯至先秦经典。以下是详细的考据与分析：

一、先秦至汉（最早文献出处）

政治/道德同盟：强调“同德同心”的集体认同（如《国语》）。

儒家经典化：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隐含“同志”逻辑。

1. 先秦时期：《国语》《左传》的原始语义

《国语·晋语四》（春秋战国）

“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

（注：晋文公与臣子讨论君臣关系时提出，强调道德与志向的统一。）

语义：志趣相投、理念一致，多用于政治同盟或道德共同体。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乐忧同恤，是为同志。”

（鲁国大夫论及盟友关系时使用。）

语义：共担忧患的伙伴关系。

2. 汉代：语义扩展

《后汉书·刘陶传》

“所与交友，必也同志。”

（东汉士人交友标准，强调道德志向的契合。）

语义：从政治同盟延伸至私人交友。

二、宋明理学（阳明心学中的同志文献）

心学团体：王阳明及弟子将“同志”用于学术共同体（如《传习录》中“同志之士”）。

书院文化：明代书院会讲记录中，“同志”指共学儒者（如《东林会约》）。

王阳明《传习录·中卷》（“同志共学”部分）

黄宗羲《明儒学案》（阳明后学“同志”群体记载）

王阳明及其心学弟子对“同志”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志同道合、共学共修、相互砥砺的层面。

以下是阳明心学著作中相关经典文献的整理：

1. 王阳明《传习录》中的“同志”论述

（1）《传习录·上卷》（徐爱录）

“同志之士，远近皆来，相与讲学。”

王阳明强调，为学需有志同道合者相互切磋，共同进步。他常与门人、友人（如徐爱、钱德洪等）探讨心学，形成“共学”之风。

（2）《传习录·中卷》（《答顾东桥书》）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此处虽未直接提“同志”，但“公是非，同好恶”即指志同道合者共同致良知，形成精神共同体。

2. 王阳明书信中的“同志”观

（1）《与黄宗贤书》

“区区所望于同志者，亦惟在‘存天理，去人欲’而已。”

王阳明期望“同志”共同践行心学根本，互相督促克己修身。

（2）《与邹谦之书》

“同志中得如执事者，相与砥砺夹持，庶几有所兴起。”

强调“同志”间需相互砥砺（批评指正）、夹持（扶持帮助），方能共同精进。

3. 王阳明弟子论“同志”

（1）钱德洪《刻文录叙说》

“阳明先生没，海内同志莫不痛悼，各就所见，辑录遗言。”

钱德洪称王阳明门人为“同志”，体现心学团体以共同志向为纽带。

（2）王畿《龙溪会语》

“同志相聚，惟以改过迁善为事，此便是致良知实功。”

王畿（龙溪）认为，“同志”共修的核心是改过向善，共致良知。

（3）邹守益《东廓语录》

“同志之会，当以直谅多闻为益，不可徒事虚谈。”

邹守益主张“同志”聚会应直言规过、务实求学，反对空谈。

4. 心学团体中的“同志”实践

（1）阳明书院会讲

王阳明在各地书院（如稽山书院、龙冈书院）组织会讲，门人记录为《会语》，如：

“每月朔望，同志集会，各言所得，互相质证。”

通过定期聚会，形成“共学共修”的同志团体。

（2）《王阳明年谱》记载

“门人薛侃、王艮等数十人，筑室阳明洞侧，朝夕请益，同志日亲。”

弟子们追随阳明，形成紧密的“同志”社群。

三、近现代同志一词的使用

近现代转型

据《湖北日报：建立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一文介绍，汉语中的“同志”之义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后来被移植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借用汉文化的“同志”二字来翻译comrade（其狭义解释是特指同一政党的成员，广义解释是指具有共同政治理想或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人）这个英语单词。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许多团体，如“保路同志会”、“兴中会”、“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其内部成员间都互称“同志”。孙中山先生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既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当时革命事业的期盼，也反映了他对革命阵营内部平等人际关系的定性。

革命话语：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赋予政治色彩。

现代汉语：成为政党或理想主义群体的代称。

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实践

既继承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遗志，又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党的筹备阶段还是在党成立以后，对于体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共同奋斗志向和相互平等关爱的“同志”一词情有独钟。《湖北日报：建立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共产党人对于同志一词理解与使用。

1.早在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中就已经使用了“同志”这一称谓。

2.在1921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就明确提出“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意成为忠实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

3.1923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或与外国共产党和工人组织之间，就越来越多地互称同志了。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同志已成了我们革命队伍中战友的代名词。这种革命队伍中的同志情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了继承和弘扬。那时候，“同志”这个称呼遍布，成了党内及全国同胞间最为亲切和尊敬的称呼。随着政权建设的推进和各行各业的发展，以及治国执政的需要，各类机构中负有责任的官职增多，从而使一部分人乐于以官名代替“同志”的称谓。

4.1959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现在党内的文件中出现了对他以职务相称的现象，这本来是大家出于对他的尊敬而为的。但毛泽东同志认为不妥。为此，他在给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的信中就提出要大家互称同志。

5.1965年12月14日，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认为这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抵制旧社会腐朽习气和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的需要。

6.1978年12月22日，在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上，党中央再次强调“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7. 2016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提出：“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对全党提出的要求。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任何人都不准把党的干部当作私有财产，党内不准搞人身依附关系。规范和纯洁党内同志交往，领导干部对党员不能颐指气使，党员对领导干部不能阿谀奉承”。

五、结语

“同志”一词的千年流变，堪称汉语语义嬗变的经典样本。从先秦“同德则同志”的伦理共同体（《国语》），到宋明心学“共致良知”的学术同盟（王阳明《传习录》），再到近代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符号（孙中山遗嘱），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组织伦理的核心称谓（1921党纲至十八大准则），其语义场始终围绕三个恒定内核：

‌“志”的精神导向‌（道德志向→学术志向→政治理想）

‌“同”的契约属性‌（盟誓关系→书院规约→党纪原则）

‌共同体建构功能‌（从士大夫群体到现代政党）

‌演变规律揭示‌：

① ‌语义政治化‌：封建时代的道德话语（先秦）→ 学术结社术语（宋明）→ 革命动员符号（近代）→ 政治身份标识（当代）

② ‌使用场域转移‌：典籍文献→书院语录→革命文书→政党制度文本

③ ‌情感色彩变迁‌：士大夫的德性共鸣 → 知识分子的精神契合 → 革命者的生死与共 → 党内关系的制度规范

当代“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倡导（《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既是对传统语义中“同心同德”内核的创造性转化，亦是对封建等级称谓的彻底扬弃。一词之变，照见中国社会结构从宗法制到政党政治的千年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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